从刘皇帝话里,李继隆听出了少许警告的意思,李继隆身体一绷,赶忙起身拜道:“陛下教训的是,是臣多嘴了!”
刘皇帝却摇了摇头,示意他坐下,自个儿则再度陷入了凝思。
朝廷对边军后勤的供给,为什么要分批分部,搞得那么复杂,其根本原因,还在于把边军的后勤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,也保证对军队的控制。
但也造成了一个问题,那就供给上的大量损耗,李继隆的话是没说错的,这个过程中,有很多损耗都是无谓的,是可以避免的,只要采取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。
早年的时候,在大汉还没有一统天下,国土还没有扩张到如此广阔之时,哪怕从京城调派军需,也是足以支撑,并显得没有那么地靡费。
但如今显然不同了,在转运上的损耗支出,以大汉的体量,都会肉疼的。就说西南的云南、安南两道,如果所有的军需都从京城调拨,就根本不现实。
朝廷也是早就考虑到了这些,再加上两次北伐、几次对外扩张,早就对后勤供给做过大的调整,在靠近边陲的道州进行物资屯储中转。
比如山阳一线的边军,到如今,就有半数的物资,是从太原调拨,实际由山阳道直接供应的,只占一小部分。
但这些改变,于本质上,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,因为太原的军需仓储,其中也有不少是从两京中转的。
归根溯源,又得落到大汉的财税转运制度上了。早年,因为藩镇割据,为了削平地方的山头,集大权于中枢,刘皇帝曾对地方大动刀子,军权、财权是动得最狠的。
从一开始不断削减每年各地的留存钱粮税收,从五成到三成,到两成,到最后干脆全部上缴,再有朝廷统一分配,进行统筹调用。
不得不说,这确实是个矫枉过正的问题,结果是朝廷牢牢地掌控了全国的财政大权,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,但同样的,在那一进一出的过程中,大量无谓的损耗便产生了。
并且,地方留存全部上缴朝廷,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,不到两年,就被废弃,朝廷又开始放松限制,松脱绳索了。
到如今,地方每年财税,能够留存两成进行地方建设、行政运转以及日常开支,已经成为定制了。这还是朝廷税收,全面转入以铜钱计数的情况下。
当初,那是连粮食、绢帛、布匹都要如数上缴的,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浪费,才是令人咋舌的,举全国之力,供养一个开封城,就是那时的现状。
但不论中枢与地方在财税上的分配制度如何变化,对于军需供给,却始终没有根本上的变化,哪怕到开宝十五年了,仍旧是由兵部主导,对全国的军队后勤,进行统筹的调度安排,有大量的粮食军械,也确实是从两京发出的。这是朝廷掌控军队最有力有效的办法,尤其在边军规模庞大的情况下。
李继隆的建言不是没有道理,至少按照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,有些看起来比较冗费的做法是可以避免的。比如河北的军粮,不用先输送京城,再由京城发往太原,最后转运到山阳,再派发各军、戍堡,而是,可以直接从河北往太原,往山阳输送。在其中,可改进的余地很大。
至于于边地兴建军需仓储,首先在刘皇帝这里,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不说其他,当边军能够就近支取粮食、军械之时,倘若有一日生出什么变故,造起反来,岂不是更加方便,只要攻破了那些仓场就能获取叛乱军需……
有鉴于此,刘皇帝是宁愿供馈的过程中多谢损耗,也不愿意放松管控。以山阳一线的边军为例,有云中、太原两大后勤基地供给维持,就足够了,不需要再多建其他军仓。
这一场父子、翁婿之间的夜谈,持了很久,几乎到夜半时分,方才结束,酒喝了三壶,下酒菜也消灭了五盘,另外还赏足了湖光夜色。
从边地轰轰烈烈展开的部族政策,到北疆的安全问题,引申到军力、戍防,再到军需供给、后勤体系。
蓦然发现,自己的大汉帝国,似乎处处都是问题,仿佛哪里都需要调整改革,以应对新时期下的发展,这让刘皇帝郁闷难解的同时,也不得不打起精神。
打天下难,守天下更难,刘皇帝是有了更加深彻的感触,而越到太平时候,则越需要小心。毕竟,在太平时候,很多危险与矛盾,都是隐藏在那太平无波的水平面下,太过具备迷惑性,也容易让人放松警惕。
第49章 安东都督府
开宝十三年的六月,处在半年总结之际,大汉也有别往年地进入了一种忙碌状态,多事之秋。一项项关乎大汉稳定的决策进入到定论落实与讨论阶段,从东北开拓,到边疆蛮夷归化,这是近几年朝廷最主要的工作方向。
关于北疆“被归化”部族胡民的治理政策,刘皇帝的那番指示,也迅速地形成书面诏制,发传诸边,也明示朝朝堂。
虽然其中有一些过于强烈、过于鲜明的意见,给主治官员们的压力太大,要求太严,但充分体现着刘皇帝的态度与意志,但没人敢提出异议。
朝廷的大臣,不管是伺候了刘皇帝多年的老臣,还是初豋高位的新人,都不敢有所置喙,只当切实履行,按照刘皇帝意愿去做。在这方面,作为首相的赵普太有经验了。
而针对的,也不仅是山阳、漠南,包括燕山北道、榆林、河西、关内、山南诸道,也是这般,这是一个总体性的指导意见、治胡方针。
同时,在六月下旬,经太子刘旸牵头,宰相赵普、枢密使曹彬等大臣辅助,关于大汉安东都督府的构建与设立,终于拿出了一套方案。
这是大汉第第一次设立一个正式的、特殊的对偏远地区的治理机构,仅从都督府这个名称便可知其特殊性。
其架构设置、官吏配属、军事职能,显然是参考了唐时的安东都护府。不过,所辖属地,要小上不少,基本以黄龙府及长白山脉为界,以内属辽东道,以外属安东都督府,其治理重心,显然是要向北推移的,这大概也是数百年来中原帝国向东北开拓进程的一种体现,只是稍显缓慢,不那么明显罢了。
另外有所创新的便是一些职位的设立,比如指挥使、巡检使、粮料使、监察使、城寨使等等。当然,也只是名义、权限上的区别,具体的职能相差并不大,都属于都督府下的佐官属吏。
都督府下军队,兵额定在一万七千五百人,其中骑兵五千,分设静远、绥远、怀远、抚远四军驻守。人员从辽东驻军及仆从部卒中抽调,这个兵力,已然不算少了,沿着鸭子河、纳水、黑水等几条主要河流以及绥化、铁力、静远等城铺开,以此掌控东北地区。
至于安东都督府驻地,则设在绥化城,当然,到开宝十三年六月还停留在舆图上,属于新标注,只待新建。
此地处于鸭子河南,靠近黄龙府,可以随时得到辽东支援,更为特别的,此城会建在完颜部的地盘上,而完颜部的部卒,将成为安东都督府下的第一批治民。
折腾了这些许年,完颜女真不要说扩张了,黄龙府没他份,铁骊地区得而复失,部族死伤惨重,实力严重萎缩,到了,连族地都被侵占了。按照这个趋势下去,在安东都督府的眼皮子底下,完颜女真显然是看不到未来了,关键是,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实力,除非冒着身死族灭的风险,暴力反抗朝廷。
在权力方面,比之唐时的安东都护府,大汉的安东都督要小得多,受到的限制也更多,需要在朝廷的监控之下。
刘旸最初的拟定,是由安东都督府总管军政的,这也是方便行事,需要一定的自主权。但报到刘皇帝这儿,立刻让他眉头紧锁,认为不妥,只觉得军政大权集一身,是取乱之制。
刘皇帝的态度在这儿,刘旸等人也没法,只能跟着做更改。经过新一轮的商讨,决定仿照内地道州制置,设立安东都指挥司,统帅安东诸军,不过这一条仍旧被刘皇帝拒绝了,理由是安东不同内地,不具备直接统治的条件,需要有所区别。
再经过一轮讨论后,最终决定,以安东副都督掌那四军兵马,直接对枢密院负责,而副都督也在安东都督府下属,承担着维护治安、征讨不臣的职责,却不受都督辖制,多少有些不伦不类。
并且,所有的军需供给,也从辽东、燕山二道协调供应。说到底,刘皇帝在给予安东地区一定自主权的同时,手中仍旧要紧握着缰绳,不肯开任何口子,给地方军政财权集中的可能,哪怕只是偏僻的安东地区。
驻军如此处置,在财权上的定制,就不足为奇了,虽然朝廷也不打算在安东那旮沓获取多少财税,但还是要求明确税收,并依制向朝廷上缴,只不过数额调整为一半。
而因为东北需要钱款物资进行开发,维持都督府及下辖州县城镇的运转,这一笔财税还是会返还安东。
这一条,倒不是刘皇帝在作妖,而是财政使王著提出的,虽然有些脱裤子放屁,但用他的话来说,这就是制度。对于这一点,刘皇帝也十分认同,他是最喜欢规矩与法度的了。
当然,最后的结果是,安东的财税不用事实上的上缴中枢,只是需要账目清楚,随时接受朝廷的查验审核罢了。
同时,按照刘皇帝的授意,每年朝廷还当拨款一百万贯,用以安东都督府对辖地的治理开发。
可以说,虽然朝廷设立了诸多的限制,包括对军权、财权上特殊关照,但安东都督府一成立,仍旧是大汉诸多地方政府中自主权力最大的一处,除了军、财二权,其他什么都能干涉。
用刘皇帝的话说,整个安东地区的开发、发展,只要不违背汉统,不逆朝廷意志,哪怕是设立一些地方性的规制政策,只要对东北的开拓发展有利,都可以任意施为。